办公室隔间(“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办公室里的压抑与暴动)

办公室隔间本栏目整理了办公室隔间，帮助您初步了解办公室隔间相关信息，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2008年6月，有人最早在知名科技博客Gizmodo上分享了这一则视频，并配上了一句话：“一段极致暴力的隔间监控视频，每一位格子间办公者的幻想。”除了这位男子写在脸上的愤怒与激动，从视频中人们也可以轻易看出办公室的拥挤、逼仄和压抑。这条视频下面的第一条评语这么写道：“他真正懂得什么叫活着。他的那帮狱友真该一同加入这场反抗。”

《办公室隔间里的压抑与暴动》

文 | [美] 尼基尔?萨瓦尔 译 | 吕宇珺

一、隔间人生与病态建筑综合征

对于一名员工来说，失去办公室之时，就是他收到麻烦来临最明确的信号之时。“当我回到总部办公室的时候，”一名柯达员工回忆1980年代大规模裁员期间时说，“我就知道公司是真的发生了变化。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办公室跟家里的起居室一样大，我的秘书在门外还有独立办公室。而当我回到罗彻斯特（Rochester）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办公隔间。我能听到隔壁两个工位的人的声音，也能听到坐在附近的秘书的声音。”彼得斯和沃特曼，以及大内或许会辩称，对于美国经济新近的竞争局面，放开、开放的办公格局是更为合适的。然而，公司的做法却是给少数特权精英保留为数不多的独立办公室，然后把剩下的所有人挤进格子间。

猛烈、毫不妥协的新公司理念改变了隔间的样子。我们还记得，普罗帕斯特设计的隔间，那三面墙本意是解放办公者，给他们自主和自由的。但这些隔间慢慢地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材质易损、隔板用织物包裹的半开放小隔间，白领员工在这样的小隔间里待啊待啊，直到最后被裁掉。媒体马上跟进。在新闻故事里，“隔间”（cubicle）一词从没有单独地高贵过；总是不可避免地带些其他修饰词，比如“无窗”，比如“沉闷”，比如“隔间迷宫”（cubicle warren），比如“关押大房间”（bull pen），比如“地狱”。人们在“隔间农田”（cube farm）里劳作，彼此挨着，构成6×6的标准格局，像是六个装的产品似的。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那本定义时代的《X世代》（Generation X）中创造了“让牛发胖的围栏”一词，并假装严肃地提供了一个“词典”释义：“小而狭窄的办公工作站，由织物包裹的可拆解的墙体隔板搭建而成，里面坐着初级员工。词源自牛肉产业中所使用的牲畜屠宰前所待的小隔间。”

对办公环境的抱怨开始泛滥。隔间限制了空气流通，使人生病（这被称作病态建筑综合征）。老板一边给自己的办公室增添木饰家具和高级办公桌，一边强迫越来越多的员工挤进办公隔间。苹果公司的员工受不了隔间，就在家工作，于是公司便把隔间拆掉了。当某家公司试图去除隔间时，员工却担心失去最后的一点隐私空间。IBM的员工发现自己所处的隔间越来越小；他们认为公司把隔间搞得太挤太糟糕，以至于大家都不来上班，然后公司就不用花钱在办公空间上了。

正当美国大规模建造隔间的时候，它的诗人诞生了，那便是史考特·亚当斯（Scott Adams），这个名字既谦逊又平淡。在90年代中期，他用创作的漫画人物呆伯特（Dilbert）将日复一日的枯燥转化为简单便携的讽刺小品，给无数白领工人带去了某种安慰。呆伯特用一种必然的自黑精神（self-deprecation）对办公世界进行讽刺。作为漫画的主人公，这个人人充当过或正在充当的角色——呆伯特，形象勾勒草率，几无特征，且注定失败。“我在隔间工作了十七个年头，”亚当斯在他那本极度畅销的卡通以及伪商业建议书《呆伯特法则》（The Dilbert Principle）中写道，“大部分的商业书籍是由没怎么在隔间中待过的顾问和教授所写的，这就好像你根据自己吃牛肉干的经历去写唐纳历险的一手记录一样。我，也是啃过一两个脚踝的啊。”

除了贴近真实生活，《呆伯特法则》的创作形式——每日漫画，也正好跟办公室日常工作那不断重复的千篇一律相匹配。每天一大早，呆伯特就来报到，跟白领工人一样准点，然后提供给他们一点可以期待的东西。哪怕报纸上系列漫画的三联（three panels）也成了一种目标，当它们构成隔间生活的轮廓时——哪怕仅仅是三面墙的形状——都在戏弄和模仿：狭窄、正方、无色、极易复制。很快，呆伯特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驻了它所讽刺的办公室。普罗帕斯特设计的布告板，本意为创造个性，结果却固定着各种剪下来的呆伯特卡通画。它很快成了办公室里的标准配置。桌面日历上，咖啡杯上，鼠标垫上，还有毛绒玩具（在网店的办公用品区均可买到），无处不在。晚年时，普罗帕斯特被呆伯特生活的始作俑者的这种指责所刺痛。“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对不起呆伯特，”普罗帕斯特说，“这些漫画中表达的东西正是我们试图减轻和摆脱的。呆伯特早就存在。我们试图展现出更有意思的事物。”

二、计算机恐慌与办公室暴动

个人计算机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如此改革性的物件却让一切似乎变得全然一样。计算机的其中一项成就是打破了秘书和老板之间自女性初入办公世界之后建立起的稳定“办公室一夫一妻制”，“办公室妻子和丈夫”这种关系受到了影响。IBM等公司开始推行单个“行政支持中心”理念。在这个中心，“文件创建者”（即经理们）将自己的请求发送出去，由“专员”（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打字员们）进行完整处理。当然打字池永远存在，文字处理软件的引入也没有消减丝毫的噪声。“一直都有文件打印出来……这声音比原来一整屋老式打字机还吵。”一位文字处理专员表示。然而文字处理软件的到来却增加了监控的程度。键盘敲击的内容会显示在屏幕上，员工的进度和速度也全都一目了然。旧有的“秘书—老板关系”所提供的个人控制，无论是怎么样的，都被剥离掉了。一方面来讲，这使得人们从老板的严厉斥责中解脱了出来；另一方面来讲，这并没有使员工增加对自身的掌控能力，反而有所削减。

这样的抵抗方式自然是有限的、不够频繁的、无组织的。80年代的办公室，不论它如何贫瘠、如何刻薄，还是给少数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企业家”可能性。对其中的许多人而言，这似乎已足够了。时事刊物中的时代潮流人物“雅痞”，便指代了某个真实的社会群体。放开的银行管制、压制住的工会组织，以及布满花岗岩的摩天大楼，这一切组合在一起，给那些大声支持美国经济转型和去工业化的人们，带去了一种由公司生活提供的特殊兴奋感。当白领普遍感到不安时，少数高管却享受着极度的愉快和兴奋。随着中层管理人数的下降，组织似乎对个人的能力更为看重了。娴熟玩弄办公室政治，然后脱颖而出，成为高管，进入行政套间工作。对于那些还未被消极怠工掩埋志气的人们而言，对上述这种希望的渴望变得愈发强烈。这种普遍的信念大大地团结了办公室员工，其功效要远胜新型计算机系统里安装的任意哪个监视软件。

办公室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孤立”。无论装配线工作有多令人讨厌，但无意间确实让人们不得不彼此共处。工人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日日一起度过。很少有人会幻想自己能够“升职”，成为工厂的头头。这里，人们更容易团结组织起来，或者说起码能够常常彼此交谈。而办公室工作则趋向于让人们彼此疏离。办公室内在的个人主义——正如我们所见，自1930年代工会运动风起云涌以来，被经理们尤为看重——在工作和设计方面也有体现。每天坐在电脑面前，如电脑支持者所言，或许能为人们提供比纯粹的人际交往要广得多、深得多的无形网络。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当然这是在网络和笔记本电脑普及之前，人们待在电脑屏幕前的感觉更像是装配工人被困在生产工位上一般。而且大部分人在计算机上能做的事情种类是很有限的。计算机面前的白领，就好似1920年代泰勒主义办公室里对着账本的会计。隔间把人们拉得足够近，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社交厌烦症；隔间也把人们分开，让人们无法切身感觉到大家是坐在一起工作的。隔间给人们带来了隐私和社交的危害面，却没有带来两者的好处。隔间坏到所有人都不想它被拆掉；这三面隔墙，也算是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家园，人们可以将其视作自己的领地。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办公室员工内心的狂乱和孤独。

书摘部分节选自《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第7章《空间入侵者》，标题为编者自拟，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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